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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工作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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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期 我国过半省份粮食难以自给

发布时间:2013-10-14 16:35:28  浏览次数:

编者按:近期,《中国经济周刊》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进行了专题分析报道,现摘编如下,供领导同志参阅。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一、脆弱的供求平衡
201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历史新高。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
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粮食供求矛盾。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分析,粮食的工业用量在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从以谷物消费为主,转而消费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间接地导致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
粮食“紧平衡”,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所谓“紧平衡”,指的是粮食供求的紧张关系,即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地区之间、粮食的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有余有缺。在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看来,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经不起任何风险。“例如,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格局,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态势。
二、18亿亩红线上的土地失控
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然而,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土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
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给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三、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
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
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
李国祥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
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四、维持自给人从何来
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走出去似乎是一种选择。然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呢?首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
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
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农业科技创新被突出强调。然而,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
五、粮食主产区有的还不能自足
在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承担起了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中。
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79%和53.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至45.21%和45.66%。“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这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太快,粮食保障已经靠不住。”李国祥分析。
李国祥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2010年,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当前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山东、河南),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平衡略有余,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
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并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周刊》采用最简单的经验估计法,即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统计出《2012年各省份粮食自给率》。统计结果以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来估计全国粮食消费总量而计算的粮食自给率。
结果显示,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一般认为,自给率明显地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地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自给率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但粮食总产量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
处于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并非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供给有余。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剩下8个主产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粮食外调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龙江和吉林,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正在崛起,河南的粮食大省地位则在下降。”
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据统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数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于、甚至远大于产出比重。
六、区域性供求矛盾突出
在粮食分布及供给的现实格局下,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各缺粮大省份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解决缺粮问题,以保障“米袋子”。
自给率最低的上海,其粮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邻的江苏省保障的。然而,随着苏南经济的崛起,苏南的粮食已很难自足,苏北地区的供给也很难满足整个长三角地区。2004年后,上海与黑龙江省的粮食合作变得十分密切,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
比上海先一步与黑龙江合作的是浙江。根据统计,2012年,浙江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35%,其余部分只能靠外调,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是“养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
广东的粮食自给率比浙江的情况更差。2012年,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3%。更为糟糕的是,作为广东最主要粮食调入来源的湖南,大米正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威胁。
李国祥认为,相对幸运的是北京,供应北京市场的大米主要来源于黑龙江。他认为,远离高度工业化的黑龙江大米,是相比之下,中国比较安全的大米。